作者：沈国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近年来，关于中古时期信仰、仪式与国家的讨论一直备受学界关注。《永念群生：隋唐礼俗与信仰论集》（以下简称《永念群生》）一书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雷闻相关研究的文集，其实，早在这股研究风气兴起之前的2009年，雷闻就在《郊庙之外：隋唐国家祭祀与宗教》（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一书中尝试系统讨论有关问题，并被学者不断征引、借鉴。《永念群生》中的多篇文章，可以说是作者沿着此前的研究思路进一步开展而成的。在这一系列国家与社会、宗教与信仰、礼制与民俗研究的背后，正如标题“永念群生”，就透露出作者对身处历史洪流，却湮没于宏大历史叙述中的个人生命的关怀与悲悯。
在研究旨趣上，虽然该书映入眼帘的是关于信仰的研究，但绝不能将之简单定义为宗教史。其研究的内核是以信仰为媒介，研究隋唐时代国家体制、国家能力等一系列历史学的核心问题。
阅读此书，我认为，作者展示了中古时期国家对宗教的两种不同态度：第一是将社会中的宗教视为一种潜在的隐忧。在本书的第一篇文章中作者讨论了在面对因信仰无序发展引起社会失序的困境时，国家如何运用律令体制维护社会稳定与国家秩序。第二是国家在进行社会治理过程中，一方面将信仰或直接吸纳入体制，或以之为一种临时性的制度补充。另一方面又积极推动制度性宗教的下移，将不同地域、阶层纳入一个有序的格局之中。在关于“京观”的研究中，作者梳理了隋唐时期化京观为佛寺的尝试，揭示出在传统政治文化之外，国家利用佛教资源超越传统的努力。作者在书中的一篇文章中重申了对自马克斯·韦伯以来的一些既有理论的不满与反思，指出信仰曾以一种连接国家礼制与民间社会纽带的形态，而存在于中国历史深处。这种由信仰而论及国家的研究路径，恐怕得益于作者深厚的传统制度史研究功力。从书中那篇关于“三史”与科举制的文章中便可见其端倪，雷闻的研究无疑是受到了其师吴宗国先生的深刻影响。
作为一部历史学著作，书中显示的理论关切是建立在作者对多种材料的综合运用能力以及扎实绵密的考证功夫之上的。作者对敦煌、吐鲁番文书和石刻材料的熟稔，对考古材料的合理运用，都使其研究更加丰满且有力。敦煌文书中保留的唐格、阿斯塔那古墓与吐峪沟出土的残篇文书，都成为作者研究的重要依凭。在分析敦煌158窟北壁涅槃变各国王子举哀图中出现的“割耳剺面”与“刺心剖腹”形象时，作者不仅发现了克孜尔石窟与片治肯特城址的图像材料，并在南阳画像砖中找到了这类主题的渊源，揭示了粟特文化与中原文化不断交融的过程。针对石刻史料，作者不单全面考察了窦琰与康太和墓志，更是大力呼吁通过石刻史料研究隋唐道教史的重要性与迫切性，这是作者基于近年来关于隋唐道教石刻的系统研究得出的深刻认识。不过，在讨论金仙公主的行第时，作者舍弃了《金仙长公主墓志》与《涿鹿山石经堂记》的记载，反而考证采纳了《唐会要》的记述，在过于“痴迷”出土材料的当下学术界，作者保持了谨慎与清醒。更难能可贵的是，在解读杨贵妃与安禄山“三日洗儿”仪式时，作者别开生面地引入了西方人类学中关于“仪式”的理论，对传世文献记载进行了全新的解读，颇具新意，可视为中古史研究中打破学科壁垒的一次有益尝试。
值得一提的是，学术史储备之丰与学术视野之广，使得作者能将前彦的优秀成果融入自己的研究中。书中“下篇”收录的书评与学术史综述，即可见作者对学界动态，尤其是海外学术进展的准确把握。此次结集出版，作者又对新见材料与新近研究进行了全面的吸收。
《永念群生》的出版，可以说是一场中古史多学科研究的试验，系统展示了作者一直以来对礼俗与信仰的思考，更展现出了一幅多元文化在隋唐盛世交织与交融的历史图景。
《光明日报》（2025年03月29日12版）